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者数万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全国，当初虽心有惶恐，但当前举国抗疫，信心坚定。抗疫一个月来，德治与法治共同发挥着阻抗疫情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村疫情防控工作中，德治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乡村疫情防控中的德治功能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人类的政治生活的基本秩序不仅需要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护，也需要道德伦理规范的发挥。”[1]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德治承担起服务人心的道德律令，发挥了重要功能，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一）约束功能

与法规律令的“显性”强制约束力相比，德治具有隐性的“约束”功能，以道德谴责和舆论监督等形式达到德治约束的效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对村民行为进行强有力约束。如疫情全面爆发前，法律并未明文规定返汉人员不得随处走动，但基于舆论压力和道德约束，返汉人员大多在“封门”前做到了居家隔离，进行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行为的自觉性得以体现。德治不仅弥补了法律法规中的公民主体的“法无规定即可为”的缺陷，而且成为疫情防控中重要的治理力量。

（二）教化功能

相比法律法规教育的“有形性”，德治的教化功能更侧重于“无形性”影响。乡村的德治教化功能主要集中在对道德资源的挖掘。在乡土文化的渗透下，乡村治理以道德伦理为依据、以礼俗秩序为手段实现对村民的教化，以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将德治的教化作用投射到乡村抗疫工作中，以道德伦理教化村民，引发情感共鸣，使村民自我反省事态的严重性，自觉做到“勤洗手、戴口罩、勤通风、不聚集”的防控要求，在无形中自觉、自愿落实乡村的防疫工作。

（三）凝聚功能

与法律法规自上而下的规范化管理相比，德治的凝聚功能可反作用于乡规民约治理。德治的凝聚功能主要体现在村民们对优秀村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集人力、物力、财力推动乡村治理。在乡村疫情防控中，村民们基于淳朴的乡土家园意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自觉遵守防控要求，积极配合村干部实现“抗疫”治理，并且村民自发进行“企业捐物、富豪捐钱、村民捐力”，使乡村防疫工作顺利运转。同时，村两委对封户家庭送去物质慰问和精神关怀，让他们虽处强迫隔离状态，但仍有物质获得和精神满足感。

德治在乡村疫情防控过程中一方面起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村民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思想觉悟的作用；另一方面借助植根于村民内心的道德秩序和价值规范，实现德治在乡村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约束、教化、凝聚功能。道德治理可以帮助乡村重新构建一套符合发展诉求的道德约束体系，借助文化感召力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疫情防控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二、乡村疫情防控中德治面临的困境

德治虽在乡村疫情防控中彰显出巨大的优越性，但在疫情面前德治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以充分发挥德治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一）德治主体力量弱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2]青年农民本应是乡村治理的主力军，但他们常年奔波于大城市，视乡村为节日假期短暂的栖息地，无心关注乡村的具体事务，对乡村治理漠然视之。内生性人才缺少的“空心化”乡村现状使德治主体力量弱化，纵使乡村文明程度愈来愈高，但在疫情防控中仍暴露出一系列潜在弊端，如处理应急事件上“失策”、职权使用上“失德”、抗疫过程中“失信”等。

1. 应急处理的“失策”

在乡村疫情防控工作中，处理应急事件的“失策”集中表现在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不能沉着冷静应对。如将“返乡人员和流动人口”一样看待，全部隔离；对有特殊情况需要出行人员，不问缘由，强制遣回，甚至出现只因一句疫情区“方言”就被强制遣送回疫情区的“笑话”事件；个别乡村治理主体盲目排外，对疫情区的人员甚至发出“滚出我地”的嚣张言论，引得民众极为不适；对不服管理之人，不经劝说，直接申请行政手段进行强制隔离；追责制度下德治主体不敢担责，导致隔离期长达44 天还未解除隔离等等。乡村疫情防控中，部分德治主体不能遵守或者歪曲理解党和国家关于农村疫情防控的政策要求，道德失范，行为背离，严重“失策”。

文章来源：《乡村科技》 网址: http://www.xckjzz.cn/qikandaodu/2021/0330/15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