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深入接触真正的乡村是2011年，在云南边陲的大山上，当时我是一个志愿者。

KumShien

那时我认识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孩子，她叫KumShien（化名）。当时他们班的数学老师因故请假，六年级的数学课没人能上，我便成了兼职代课教师，因此和KumShien有了更多的交集。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在工作中不该有所偏袒，但如果让我说这几年在工作中最喜欢的孩子是谁，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她。

KumShien属于老师最喜欢的那种乖女孩，虽然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时常有一些眼神交流，她大概是想告诉我“老师，我不会，别点我。”可惜我也有些老师的恶趣味，每次看到这种眼神就喜欢点她起来回答问题，她也都答出来了。

一次偶然聊天，我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我的父母早就不在了。”

哦，原来她是个孤儿。

以城市生活为标准衡量的话，KumShien一定是贫困而不幸的，可在学校里看着她，生活似乎并不那么困顿。她总有些自己的智慧让生活变得舒畅，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她也一样有自己童年的快乐。她有新鲜的空气、土壤和水，可以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某种意义上，我倒觉得山里娃的日子更奢侈。

代课教师的身份让我把目标放在他们不久之后的小升初考试上，先把眼前的数学课上好。我总是听学校老师抱怨孩子数学不好，基础不行，应用题都做不出来，但没一个人跟我说过解决的办法。

当时做代课教师的我才大二，有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比如不懂为什么学生们的数学会这么成问题。几年之后，我在台湾学了一点幼教的原理，才知道幼稚园的课程中有很多对数学和逻辑的设计，这些基础是很难在日后弥补的。哪怕不是科学的幼教，是纯应试的灌输也让城里孩子比他们至少多了两三年的训练。在我成长的地方，小学数学对大多数人都不成问题，山里娃们却在四五年级就开始考不及格。

数学成绩只是一个侧面，所谓的城乡差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那么简单。

无奈很多，但难以离开

那个暑假后，大家决定从假期活动主办方变成完全在地化的组织，常驻在小学旁边的寨子里，并准备为孩子们在当地修建一栋儿童活动中心，方便未来活动的开展。事实证明这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有了房子就有了根，后来这些年的活动基本都围绕这栋房子展开。但当时在村子里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盖房子的经验，在当地熟人的介绍下认识了几个包工头，最后选了一个口碑最好的老师傅，我们和当地的施工队一起又当工人又当老板，希望房子能尽快竣工投入使用。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口碑最好的老师傅，在工程过程中偷工减料，最后卷款而逃。幸亏发现得还算早，追回了一部分损失，后来索性机构成员们自己做了包工头，带着工人们把房子盖完。

我可以理解，对于当地的包工头来说，百万人民币规模的工程是很大的诱惑，又是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人，自然要多赚一点。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有成本高一点的心理准备，但是从未想过是卷款而逃的结局。

虽然遇到了这样令人无奈的事情，但我想这只是个别的，对乡村教育改变的期待还是让我们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在KumShien班里代课的那段日子，周末我都习惯一个人到教室里坐坐。某一个周末，KumShien桌上留下的数学课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心想不把书带回家怎么写作业，顺手翻了翻她的教材，在一页的空白处看到一行小字，“城里来的徐老师讲课好快，我听得好吃力，X老师您快回来吧”，X老师就是那位在孩子们六年级关键时刻还翘课的数学老师。说不难过是骗人的，呆立半晌，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教学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在备课时会参考网络上的名师课堂视频和课件，再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自信讲得一点也不快，这能在孩子们的作业和课堂表现中反映出来。又想是不是KumShien真的跟不上，答案也不是，有时私下我也问她一些问题，她都回答自如。

在代课一个月后的月考上，这个被我“好快”教学的班级，数学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可见农村的孩子理解力并不差，基础也并没有那么薄弱，只要给予他们信心与适当的教学方法，他们也一样能够做得很好，这样正向的改变让我信心倍增。

一个人、一个机构的力量很渺小，但孩子们是未来的希望。也正是这种希望，让我难以离开乡村。

一个月后，X老师风尘仆仆地回到学校，我的代课教师身份告一段落，我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机构运营上。没了师生的关系，我们还是经常一起吃饭打闹聊天，我和KumShien以及他们班的孩子更像朋友了。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起拍了毕业照，照片中孩子们几乎是一起挂在我身上，留下了在小学最后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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