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问题复杂，长期以来，管理者和社区关系不尽融洽，冲突主要源自保护政策限制社区直接或间接的资源利用[1]。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创新自然保护地建设发展机制，推行参与式社区管理，实现各产权主体共建保护地、共享资源收益。在此情势下，亟需探索自然资源与社区权益共同保护的的管理模式。

适应性协同管理是一种社会-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的管理方法。兴起于20世纪60～8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潮[2～4]，近20年，该领域在与自然保护相关的案例研究[5～13]和理论研究[14～18]都有长足发展，并运用在诸多保护地和自然遗产社区中。本文对主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案例加以梳理，归纳和分析适应性协同管理模式。

2 适应性协同管理的内涵和模式

适应性协同管理的概念起源于“适应性管理”。以人类对自然有限的认识以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不确定性作为理论假设，认为人类应当在管理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以不断适应的思维来替代以往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增强系统应对周期性干扰的适应力[18～20]。认为管理主体(保护地主管部门)应随着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认识的不断深入，调整管理手段的管理手段和方法，随着时间的变化通过长期的系统监测来实现系统的健康运行和资源管理的可持续[17,21,22]。

适应性协同管理是适应性管理的逻辑扩展。适应性协同管理以追求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生态韧性为目的[23]，相关文献普遍认为适应性协同管理将协同化和适应性方法结合在一起[17,21,22]。本文将适应性协同管理定义：通过长期系统性监测观察环境变化，融合多层级的知识，加深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认识，在动态的试错过程中对管理措施进行测试和修订，最终实现各方利益协同、系统运行健康和资源管理可持续的管理方法。

适应性协同管理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不断适应。认为管理一个动态过程。管理者在执行管理行为的过程中，通过实时的监测、评估和调整，适时地对策略进行改善和纠正[13]。管理者通过对长期的、规律性监测评估，通过对管理实践的分析总结，能够更好地把握系统的特性[17]。管理者在适应过程中习得知识，而新知识帮助管理者改进管理策略。适应性协同管理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协同化。强调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在决策过程中综合考虑和评价各种关系[13]。管理者对系统的认知随着各方知识的交融和监测数据的积累而进步，管理策略也随之得到优化，而社区在管理的各个环节发挥着积极作用[2～4，24，25](图1)。

图1 保护地社区适应性协同管理模式

3 国际保护地社区适应性协同管理实践经验

3.1 美国黄石公园：理解、支持并汲取社区的资源管理方式

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周边生活着许多印第安部落，森林树木是他们搭建居所的材料，是他们生计的必要资源。但是，在公园成为保护区后，印第安人的生计行为便触及了公园的森林保护规范，也因此引发了一些土著居民与管理者的冲突。最终印第安人逐渐迁出了黄石公园地区。

经过一百多年来学者专家的考察研究发现，国家公园成立前的数千年间，印第安人在此捕猎、捕鱼、采集水果、挖掘矿石，并发挥热泉的信仰和药用价值[26]。更为重要的是，黄石印第安人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掌握了火的使用方法，黄石印第安人发明的季节性燃烧法，不仅可以阻止巨型火灾的发生，而且还能创造和维持一些重要的植物与野生动物种群[27]。1961年，黄石公园首次正式承认了印第安人与黄石公园不可分割的关系。如今，黄石国家公园的官方网站上，公开承认这片土地与26个历史部落有着深刻的关联， “季节性燃烧法” 作为的森林火灾的重要防治方法，已经被管理局官方认可并使用。

3.2 瑞典莱肯湖区：培养社区领导者和基层治理组织

1960年，瑞典的淡水生态系统酸化是很严重的问题，国家层面上，政治家和科学家尝试了很多措施，效果欠佳。1971年，在瑞典西部的莱肯湖区(Lake Racken)，一位多年以水为业的当地居民观察到酸化正在威胁河湖水质、渔业生计和滨水观光，开始自发监测湖水酸碱度，并发动其他居民组成治理团队，在专家咨询团的指导下向湖水里撒石灰，中和酸碱度。1985年，他获得了瑞典政府的关注和资助意愿。1986年，社区居民组织成立莱肯湖渔业协会，是一个有专家智库和国家财政支持的本地利益相关居民组织，其成员仅仅接纳政府规定范围内有清晰产权的渔民，受到政府资助，在专家咨询团的指导下，通过扩大栖息地、削减威胁的方式提高鱼虾数量。1994年，国家立法全权授予莱肯湖渔业协会管理和利用流域内鱼虾政策的决定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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