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20年初，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以武汉为中心迅速蔓延至全国。当前，我国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国外情况却不容乐观，新增确诊人数还在上升，其中美国累计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例。回溯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难发现，本次疫情与2003的“非典”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且本次疫情更加来势汹汹。据统计，感染新冠病毒患者首次超过500例大约历时40天(2020年1月22日24时为571例)，第二个500例只经过两天(2020年1月24日24时为1 287例)；1月31日-2月4日，短短5天时间里患者人数激增了12 533例，且传播速度未有减缓迹象。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新冠病毒的传代间隔短于SARS病毒(新冠病毒约为6～7天，SARS约为9天)。在人际传播中，平均1个病人就能传染2～3人。因此，在防控过程中需要调用大量尖端科学技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实时追踪，如借助大数据等手段助力防控工作。”值得欣喜的是，从此次危机事件爆发到受到高度重视历时较短，针对疫情的危机管理也更加系统与科学，但仍有很多深层次管理问题值得深思。例如危机发生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工作是否完善？危机治理中是否有效利用了科学技术？危机解除后，如何利用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进行善后处理？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是应对突发事件、实现公共安全的基本保障手段[1]。科技化水平是检验一个国家危机管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然而从目前来看，科学技术在我国危机管理领域的应用还不够成熟，基于现实公共安全的庞大科技需求与科学技术供给不足形成强烈反差[2]。本文拟基于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事件背景，首先，深入分析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特征、演变规律，以及采取的与之相适应的危机管理周期模式；然后，构建突发事件生命周期与管理周期的双周期曲线模型，探讨科学技术在危机管理各环节的实际应用与重要作用；最后，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期为解除当下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推进我国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1 文献评述

危机管理作为一种动态管理过程，要求相关主体根据突发事件的周期性特征采取侧重点不同的控制行动，以有效防范、处置和化解危机[3]。为此，国内外学者对危机、危机管理周期划分进行了有益探索。早期研究在进行周期划分时并未将危机与危机管理作严格区分。例如Fink等[4]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突发事件划分为征兆期、爆发期、蔓延期以及解决期4个阶段，其中，前三者重点强调危机的阶段性特征，最后一个阶段主要强调危机处理的管理行为。此后，有学者注意到危机与危机管理在周期划分上存在差异性，因此根据危机事件不同时期发展特征以及危机管理的不同行为活动分别进行了划分。如朱瑞博[5]依据危机发展时间序列，利用危机诱发因子与破坏性事件发生的触发点、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临界点以及危机优化转变的转折点3个关键作用点，将危机划分为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3个阶段；李燕凌[6]则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类别以及形成损害的可控制程度，将危机管理划分为预警阶段、应急处置阶段以及善后管理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危机管理与危机突发事件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只有充分认识危机突发事件发展规律，才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住危机管理的周期性；徐宪平等[7]从该角度出发，认为危机管理涉及危机生命周期和危机管理周期两个关键期，但并未对二者关系展开详细论述。

当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危机管理中的科技支撑作用。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学者们认识到，运用科学技术应对突发事件是实现社会公共安全的基础保障。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融入公共安全风险防范与治理，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还能提高危机应对效率、节约应急管理成本[8]。科技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已成为当前和未来的重要研究课题[9]。近年针对科技力量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多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关注危机管理科技支撑体系的构建方法、原则及目标。例如李婷[10]结合十余起典型公共危机突发事件，通过梳理其中的科技因素，提出了由科技管理思想、科技培训、科技研发、科技知识管理和科技检测监控组成的危机管理科技支撑体系；王欣等[11]明确了科技参与危机管理过程中社会主体应遵循的原则和目标，提出通过制定宏观的方向性目标和准确的可量化目标，逐步提升危机管理的有效性。二是科学技术在危机管理中的具体应用。例如吴志敏[12]提出应将大数据等新技术嵌入危机管理机制中，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可测量、可追踪、可视化、精细化的应急管理系统和工具；郭宏彬[13]指出，面对突发事件应积极借助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智能化、装备研发无人化，在通讯与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提高我国危机管理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

文章来源：《乡村科技》 网址: http://www.xckjzz.cn/qikandaodu/2021/0214/11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