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民国时期乡村家庭调查概况

一直以来，家庭问题都是民国社会尤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伴随着大家族向小家庭的变迁，家族制度逐渐解体，由此产生的家庭问题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这种关注开始从思想学理探讨扩展为对于中国家庭的实证调查研究。这些家庭调查中，乡村家庭调查虽然晚于城市家庭调查，但是其迅速的发展对于理解中国乡村社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开始的乡村家庭调查和城市家庭调查类似，偏重于家庭经济与家庭人口。比如，李景汉带领燕京大学学生对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研究[1]，言心哲带领江宁县小学教员轮流讲习所学员，对南京江宁县乡村家庭的研究[2]，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调查[3]、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Gamble)的城市家庭调查[4]类似。即主要是对家庭的收入支出、吃穿住用等情况展开的细致调查，从食品消费、家庭人口数量与生活程度等方面对中国家庭的贫困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并将中国家庭的经济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后来广为人知的定县调查[5]，在以家庭这个基本单位进行统计与描述时，也基本上采取了类似的研究视角。这些调查在现在看来或许显得有些简单，但是在当时却具有相当的开创性，学院派知识分子开始真正走进农村了解情况，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怀。(1)对民国社会调查的分析，具体可参见田耕《“社会调查”的内与外: 思考早期社会研究的两种思路》，《学海》，2017年第 5 期；吕文浩《民国社会学家视野中的“社会调查派”》，载邹东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7 年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不过，乡村家庭调查很快就突破了这种家庭经济学的范式，从社会人类学角度开展的华南家族调查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家庭研究最重要、同时也是成果最显著的一脉。除了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葛学溥(Daniel H. Kulp) 和其学生在1920年代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现溪口村)的调查[6]之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吴文藻的“循循善诱”下，燕京大学的学生也开始关注华南的家族与宗族现象。这其中，尤以林耀华1930年代对福州义序宗族的研究[7]，以及后来的《金翼》[8]一书最为突出。(2)对于华南家族宗族的研究，还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陈礼颂1935年的毕业论文“一个潮州村落社区的宗族研究”，该文后来出版，详见陈礼颂《一九四九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另外，许烺光从心理人类学角度对云南大理西镇的研究，也是华南家族研究中的经典文本，详见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年。这些对于华南家族与宗族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数据统计目的，而是希望通过人类学的方法对于中国宗族乡村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即从“小的切入点联系到大的结构”，建立“人—家族—宗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解图景。这种研究将原始部落的方法运用到中国乡村社会的做法，无疑受到了当时来华访问学者布朗的影响[9]，也为之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平郊村调查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华南家族研究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家庭研究来说，并不具有可复制性。与华南极具特色的宗族社会相比，中国其他区域的村庄并没有呈现出这种家族——宗族的明显特色。对于这些非华南地区的家庭研究来说，特别是对于华北农村来说，杨懋春在1940年代对自己家乡山东台头的研究也可以算是一种新的尝试。[10]他对当地家庭的书写采用描述性的策略，书写的目的更多是通过对一个村庄的描绘，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北方农村家庭的情况。与杨懋春的这种北方乡村家庭书写不同，杨堃及其指导的燕京大学学生对于北京郊区平郊村的调查，则是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中国乡村家庭的代表。他们的关注点转移到与北方农村家庭相关的信仰宗教、物质、仪式。这些原本极易被社会学家忽视的材料，成为他们呈现北方农村家庭形态最重要的基础。

二、平郊村的“家”：民俗学与社会学的融汇

1939-1940年的平郊村调查是燕京大学社会调查史上一个短暂却独特的阶段。一直以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倡导的社区研究都被看作反思早期社会调查运动的产物。(3)有关燕京大学社区研究在社会调查运动中的重要性，具体可参见李章鹏《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以 1922-193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的研究》，载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朱浒、赵丽《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齐钊《社区·区域·历史：理解中国的三种进路——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的再分析》，《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平郊村调查在燕大社区研究中有其独特性。它只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但燕京大学师生并没有因此将调查流于泛泛，而是希望通过了解这个小社区各方面的情况，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乡村。因而，平郊村调查被形象地称为一个 “实验室”，对其调查有着严格且全面的流程。[11]平郊村当时有住户约60家，人口共计约300人。调查开始于1939年的暑假，由于该村离燕大并不远，学生每周大约下乡四到五次，每次拜访五六个农家。开学后，次数随之减少，但是部分同学为了搜集毕业论文的相关材料，每星期固定下乡一次。到了寒假，本科四年级的同学则搬到乡间居住，夜以继日地与村民来往。第一批四年级的同学毕业了，就由新升上来的四年级同学继续工作。(4)参见赵承信《导师研究概况：农村社会研究方法的试验》，《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1940年第2期；赵承信《平郊村研究的进程》，《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卷。正是在这种高密度的调查与访谈中，催生了一大批以平郊村调查为基础的学生毕业论文，涉及了平郊村的方方面面。在这些论文中，杨堃所指导的论文与其他导师相比，正如学者岳永逸所观察到的，“更关注在平郊村这个‘时空连续体’中个体的生命历程、岁时节日与宗教日常”[12](P.46)。本文将讨论的三篇论文正体现了这一特点。杨堃认为他们“特别精彩”，“在中国民俗学及社会学界，尚均未曾有过”。[13](P.100)如果我们以这三篇论文——李慰祖《四大门》[14]、虞权《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15]、陈封雄《一个村庄之死亡礼俗》[16]为例，就会发现杨堃指导学生进行的平郊村调查或多或少都与平郊村的“家”有关，并且他们在用社会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深入平郊村，了解和审视当地村民的家屋布局、丧礼习俗、宗教信仰等情况时，始终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怀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对于村民日常生活的关怀，不仅与导师杨堃一直以来对于民俗学应该以“民间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判断(5)参见杨堃《关于民俗学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2期，第82页；杨堃《民俗学与通俗读物》，《大众知识》，1936年第1期，第7页。有关，更是“家”作为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基本要素的事实，在这种社会学与民俗学的融汇中得以呈现。虽然这三篇论文都不是完全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研究，但是，无论是宗教、家屋还是丧礼的研究，都处处体现出中国乡村家庭的特质，以及村民对于“家”的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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