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叶的创作中，《拆楼记》是一部特殊文本，它突破了作家以往的表述模式，开启了一种不无精神困惑的归乡之旅。这部小说分为《盖楼记》《拆楼记》上下两部分别刊登在2011年《人民文学》的第6期和第9期，并斩获当年的非虚构文学奖。随后，这部小说又以单行本发行，可一说是非虚构文学的代表作。在此之前，乔叶在创作上的女性特征更为引人关注，而她的乡土身份一直是模糊的。到了《拆楼记》这里，作家试图通过故乡张庄的一次公路绿化带建设的拆迁事件重新建构起自己与故乡的亲密关系，作家的乡土身份被醒目地突显出来。在叙事者积极介入拆楼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对当下乡村的一种新的困惑和纠结。与此同时，围绕着拆迁补偿问题而展开的乡邻之间、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博弈，以及传统乡村伦理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一系列冲击，形成了一道挽歌式新世纪的乡村景观。

一、乡村“叛逃者”的归来

乔叶的《拆楼记》无疑是部值得深入关注的文本，它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一代人对乡村特有的情结。与之前的50后和60后作家相比，乔叶这一代作家在表述上呈现出诸多差异。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内心深处那种不无困惑的乡村情结。如果我们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稍作梳理的话，就会发现乡村书写一直是道颇为人注目的文学景观。可是，到了乔叶一代作家这里，我们却很少再看到乡村故事的种种演绎。虽然乔叶也是来自一个豫北的农村，但是乡村作家惯有的那种“乡下人”视角在她的作品中消失了，我们很难从她的作品中发现作家的乡村背景。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拆楼记》很难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在此之前，大家更熟悉的是乔叶的女性身份，而不是她的乡土身份。从这一点来说，《拆楼记》在乔叶的创作中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从20世纪20年代那群寓居北京的乡土写实作家开始，乡愁就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原乡，由此而产生的经典作品也是不胜枚举。可是，这种乡愁在新世纪以来的乡村书写中却面临重重危机。正如张丽军先生所言：“乡土中国文学的美学基调，已经不复是悲凉感伤、更不是喜剧欢悦可以涵括，而是一曲对传统伦理、文化正加速度消逝并且无可阻挡的悲恸挽歌。”①随着城市文化的崛起，传统乡村伦理正日渐没落，对这种没落的感伤已然淹没了昔日的乡愁。《拆楼记》围绕故乡张庄的公路绿化带建设的拆迁事件展开，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乡村社会形态。对于拆迁这样一种不无暴力的城市化举措，最能打动人的是那种萦绕其中的感伤。某种程度上说，《拆楼记》与其说是一部拆迁小说，不如说是一部特殊的乡土小说。事实上，在此之前，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以不同的方式指向了新世纪以来乡村文化的没落。不同的是，乔叶的《拆楼记》触及到了一代人的痛点，这种痛点就是“我”与乡村那种斩不断而又面临撕裂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拆楼记》与传统乡土题材颇为不同。在以往的乡土作家的乡村讲述中，无论是发于启蒙式的批判还是怀乡式的眷恋，叙述者与乡村的关系始终都是明确的。譬如鲁迅之于浙东故乡，沈从文之于湘西世界，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贾平凹之于商州故地，作家与乡村的关系始终是亲密而自然的，似乎并不需要过于刻意地去建构。可是，到了《拆楼记》中，“我”与故乡的关系却很值得玩味。尽管“我”与这片土地有着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那样牢靠。在小说的一开始，“我”就引用了记者闺蜜的话，把自己说成是个乡村的“叛逃者”。这就是说“我”的归乡之旅其实是一个“叛逃者”的归来。与传统离乡游子的那种“赤子情怀”相比，这种“叛逃者”的身份无疑带有着一种文化上的负罪感。而作家对“乡村叛逃者”这一身份的自我指认，实质上包含了70后一代作家对当下乡村的另一种更为沉重的讲述。

在传统乡村文化日渐没落的新的语境之下，走出乡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梁鸿的《出梁庄记》或许更能说明这一事实。其实，就一代又一代乡土作家的成长经历而言，他们也是在出走乡村之后获得了言说乡村的权利。可是，在之前乡土作家们对乡村的讲述中，我们从中并没有感觉到情感距离上的不适。而到了《拆楼记》中，叙事者却自觉地承担起了“叛逃者”的恶名。很显然，这种负罪感的产生并不在于叙事者是否离开了乡村，而在于叙事者怎样来维系与故乡的关系。小说中的“我”无疑成了一代人的精神缩影，尽管“我”也同前辈作家一样在故乡之外言说故乡。值得注意的是，“我”对故乡的记忆不但是破碎的，而且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维系与故乡关系的最佳路径。在这部小说中，“我”的乡村记忆随着十五年前的离开就已经中断了，而这种记忆也因为沟通上的欠缺而渐渐离我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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