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是一个与“乡村”相对存在的名词，城乡差别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在城市诞生初期，它更多的是作为政治军事的中心而存在的，行政和防御作用突出。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大地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商业市镇”，城市的商业职能也越加明显，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乡间的差异也愈来愈大。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被迫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二者的对峙与渗透。这种对峙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文化的对峙——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文明程度较之乡村有着巨大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乡村进入城市便不仅仅是地域的转换，更是文化层级的抬升。自20世纪以来，城市以无尽的感召力吸引着无数“乡下人”踏上进城的路，他们不仅体验着由安静的乡村到喧嚣的城市这一生存空间的变化，更感受着背井离乡的漂泊感。而“外乡人”的身份以及与城市的疏离感也刺激着背井离乡的作家们敏感的神经：作为城市的外来者，他们一方面认同现代文明，渴望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又承受着漂泊的痛苦，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充满着眷恋。因此，自卑与自负，疏离与融入贯穿他们创作的始终，也导致了他们对“现代都市”和“乡土中国”的复杂情感。“京派”文学大师沈从文便是其中一员。

1922年刚满20岁的沈从文厌倦了辗转于水边、充满诗意但动荡、满是生杀的残酷战场，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兵士生涯，怀着逃离的心情离开湘西，摆脱旧社会，奔向他心中自由、没有拘束的现代城市——北京。然而现实与理想有着天壤之别，北京“铁青着脸”，让这个从小自负聪明，满腔热血来学习文化，寻找理想的“乡下小伙”彻底傻眼。走出北京火车站，沈从文便受了一个外表淳朴的车夫的骗。面对北京这座都市，突然跨越两个时代的反差感让沈从文难以承受，生活上的困窘、心理上的自卑更加深了他对都市的疏离，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逐渐解决了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之后，他又被北京这个城市一点点接纳。特别是两次回乡的见闻让沈从文对都市文明和乡村文明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渐渐地嗅到了乡村文明中“腐朽堕落”的气味，不再一味地描绘想象中“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转而对乡村文明何去何从进行了深入思索，“希望找到乡村和都市的融合点”①。笔者将就沈从文笔下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与融合作进一步阐释。

一、乡村与都市的对立

笔者认为，沈从文笔下乡村与都市对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一）湘西文化的边缘化倾向与故土情怀

沈从文是湘西凤凰县人，那里苗族、汉族、土家族杂居，风光旖旎，风俗多样而富于色彩，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但是凤凰县处于湘西边鄙之地，在地域与文化上与主体汉民族必然存在疏离。二十年来，沈从文的活动范围局限在边远、闭塞的区域内，一些观念已经定型。沈从文的身体中流淌着湘西的血液，因为生活地域的稳定，沈从文也没有“乡下人”的概念。如今，突然间站在现代化的文明城市，被迫承认自己是个“乡下人”，心里产生巨大的失落与茫然可想而知。

凌宇先生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将沈从文早期，即1928年以前的作品分为两大类：“一是关于自己的乡土——湘西生活的回忆和描摹；二是关于都市生活的见闻与感慨。”②早期的作品大部分选取湘西题材，一方面是因为刚迈进城市的沈从文和城市还没有交集，社会阅历和眼界局限于成长了二十年的湘西世界，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了然于心，创作起来毫不费力。另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回忆是一种带有个人情感趋向的选择性行为。对故土的眷恋、“落叶归根”的情怀是中国人世代传承的，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爱自己的乡土，然而，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的乡村人那样如此酷爱乃至离不开乡土。”中国人对故乡和家园的怀念，自古未曾改变。

在故土情怀的驱使下，沈从文营造的理想化的湘西世界摒弃了乡村世界的灰暗，体验着来自故土的温暖，这种温暖对于城市给予他的冷酷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是他在都市永远无法拥有的感觉。在温暖中沈从文暂时忘却了来自城市的痛苦，在对故土的回忆中沈从文寻找到了精神上的“理想家园”。

文章来源：《乡村科技》 网址: http://www.xckjzz.cn/qikandaodu/2020/1005/8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