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便伴随着对于身体的探索。从拉康的镜像学理论来看，儿童自我认识觉醒的初级阶段，首先认识的就是自我的身体，儿童通过镜像认识自我，通过协调身体的行为，达到对于自我的控制。因此，从个人层面上看，身体是先于自我认识的物质存在，对个人生活的展开有着重要影响。从社会层面上看，身体的健全意味着身体的功能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并被其接纳所必需的物质基础。换言之，身体功能的残缺则意味着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身份的迷失。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 个人的私有身体与社会化的整体观念呈现出一种双向的影响关系。社会的统一意志形态不仅是个体追求的审美目标和最终价值，同样也是作为社会评价个人的标准，在社会的影响和引导下，个人的身体特性最终朝社会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身体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先是构成了自我意识觉醒的初级阶段，继而在社会的影响和引导下不断被消解重构，最终生成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自我认知。

因此，电影对于人类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关注实质上是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关注，如果说对于身体的深入探索为这种关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那么对于患有疾病的身体的探索则为这种关注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很长时间以来，乡村电影对于身体的呈现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疾病和残疾的意象。疾病，是“对人体正常形态与功能的偏离”，表现为症状、体征和行为的异常，包括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从人类形成之初，疾病便一直伴随，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开篇就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1]福柯也在书中提到：“疾病的秩序不过是生命世界的一个‘复写’：都是由同样的结构支配着，具有同样的分工形式，同样的布局。生命的合理性与威胁着它的东西的合理性完全同一。它们的关系不是自然与反自然的关系。相反，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自然秩序，因此二者相互契合，相互重叠。”[2]出于对疾病和对生命的思考和观照，疾病这一意象被多次用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中，疾病这一概念也从一种纯身体的病态逐渐发展为具有隐喻意义的视觉符号，其在特定语境条件下所呈现出的意涵早已经超越了概念本身。本文以乡村电影为基础，继以探究疾病这一意象在电影中的建构及意义。

一、构建当代乡村真实图景

聋、哑、残、瘸、傻，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疾病以各种形式长期而又稳固地笼罩在乡村上空，成为当代乡村电影中屡见不鲜的意象，而这一意象的来源则间接呈现了当代乡村的真实图景。首先，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墨守成规，他们有着建立在血缘纽带和邻里关系基础上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传统价值体系，腐朽的封建宗族观念在这里根深蒂固，每一个村民都在这样严密狭隘的乡村规范和秩序中生存。乡村的闭塞和落后，让近亲之间的结合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在延续乡村香火的同时，也稳固了传统的世袭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后代各类疾病最首要的来源。其次，疾病的恶化与发展还来自乡村里落后的医疗水平和村民们有限的认知水平，无知与贫穷导致了孩子在生病之初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只能任其蔓延。除此之外，恶劣的生存环境也是造成疾病乡村蔓延的重要原因。在电影《暴裂无声》中，村里的水质污染导致翠霞和栓子的妈妈浑身酸软疼痛，不能下床走路，也让丁海的儿子无法开口说话。电影《冰河追凶》里也讲述了由于来自化工厂的有毒废水被排进河里，导致村里新生儿患上先天残疾。这一类疾病直接暴露出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由于对财富的贪婪与渴求，使得部分人群对乡村进行无限制的开发和挖掘，造成乡村环境迅速恶化，而被恶化的环境又反向侵蚀底层人民，构成双向的影响关系。最后要关注到的是，生于此亦长于此的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腐朽的规矩风俗一直在有条不紊地、牢不可摧地主导着乡村生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对村民的束缚。在电影《杀生》中，原本无病的牛结实，终于在全村人精心谋划的“临终关怀”中经历了相信自己有病—真的得病—最后死去的过程。无独有偶，在电影《一个勺子》中原本不傻的拉条子，也在众人的讥笑和愚弄中逐渐迷失自我，彻底沦为傻子。从以上可以看出，当个体的行为举止与全村的意识形态相违背时，古老的规则便凝聚成村民的恶意，直至异化为个体的病态。多数电影作品在对于乡村的刻画中，总是伴随着疾病的意象，二者彼此缠绕、相互影响。如果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那么疾病这一意象在乡村电影中的呈现与蔓延，也适时揭示出了乡村的阴暗面：封闭、贫穷、落后。乡村的封闭、无知与落后催生出了疾病，疾病的蔓延使得乡村更加封闭、无知、落后，长此以往，乡村越发呈现出破败荒凉的倾颓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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